海波哥问道：“你们三年前逃进这远山里，发生了什么？说出来给我们听听。”

郑大兵还是没看我们，头始终扭到一边，似乎不想我们看到他那因为回忆三年前而流露出来的异样眼神：“海波，还是之前那句老话，我有苦衷，很多事原谅我不能告诉你们。总之，三年前咱那些兄弟在远山里死光了，就是因为该死的鬼子奸细。所以我从那时候才知道，其实每一个监房里，都有一个鬼子的细作。这几年我憋着不吭声，躲在角落里，挨个儿地观察，但真看不出哪些人是奸细。每半年就换一次号房，再加上时不时又进来两三百人，又出去两三百人，真看不出哪些人是潜伏在我们中间的日本人。”

海波哥似乎陷入了思考，半晌，他抬头对着郑大兵说道：“那照你这么说，我陈海波就最像是日本人安排进来的奸细。我在这鬼地方关了快十年了，但一直没有被拉出去。”

四哥说话了：“你自然不是，你是东北讲武堂黄显声将军的嫡系，这点我早就知道了。黄显声现在投共，被扣押了，这点也是我一直不敢争取你的原因。当然，你被俘时黄显声将军还没有被赤化，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应该是可靠的。只是上峰有点儿不放心罢了。”

“上峰？你们还有上峰？”我打断了四哥的话。战俘营里我们国军士兵完全是一盘散沙，分成各种地方帮，或者桂系川军之类的。如果说进到了战俘营后还有一定的组织性，必须承认只有共产党的那些兵，私底下还成立了党支部什么的。现在从四哥嘴里说出“上峰”这么个很久没有接触的名词，就着实让人觉得新奇。

四哥点点头说：“是的！我是国民政府安排进入远山战俘营的……”

“老四！”郑大兵打断了四哥的话，“你说得太多了。”

海波哥一听郑大兵这话，明显地就来火了。“你看！又说要我和雷子相信你们，现在又说半截留半截。是个啥计划直接说出来啊！得了！咱还是外人！”说完海波皱着眉，头扭到了一边。

我望向四哥和郑大兵，四哥无奈地对我摇摇头，郑大兵沉声说道：“请理解我们！”

我在他们的眼神中，似乎隐约地看到了一种因为有理想、有信仰而变得像火一样闪烁的东西，心里不由自主地一热。我走到海波身边，拍拍海波哥的背说：“海波哥，到时候四哥和郑大兵会对我们说的。毕竟……毕竟我和你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他们。”

海波哥扭过头来，说：“行吧！雷子，哥信你。”然后海波哥对着郑大兵和四哥说道：“这洞里没人，也没其他的路出去。我看咱现在进林子里去找找他们吧？”

四哥和郑大兵冲我和海波哥感激地点点头。四哥说道：“万一他们只是自己出去转转，或者被那鬼娃娃吓跑了，一会儿应该会回来。咱要不分两拨，我和兵哥出去找他们，你和雷子在这候着。”

海波哥摆手，说：“那绝对不行！”说到这儿，海波哥犹豫了一下。“我也不管你和郑兄弟还有没有把我海波当个虚长你们几岁的大哥来看，但总之现在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一个弟兄出事。已经丢了仨了，你俩再一出去，是想急死老哥哥我吗？一路上都是老四你在指挥，现在听一次我的安排，咱窝在这等他们仨，等一会儿还不见他们回来，我们再合计。”

四哥眼神一热，说：“行！就听海波哥你的！”

郑大兵迟疑了一下，但似乎也被海波哥这暖和和的话感动了，说：“那我把火再弄大点儿，咱烤烤衣服，就算等会儿还要下水，也别着凉了。”

至此气氛才算缓和过来。我们挨着火坐下，郑大兵看了我和海波哥一眼说：“但答应我一点，等会儿振振他们仨进来，不要说出我的身份。我还是当我的哑巴。”

我和海波哥点点头，海波哥问四哥：“你刚才说黄显声黄长官被国民政府控制了，是怎么回事儿啊？张少帅那事我听其他的战俘说过，说是因为他和共党走得近。黄长官是怎么受牵连的？”

四哥摇摇头，说：“我只是军人，不想太过问政治。国共分分合合那档子事，我辈本也管不着，但黄显声将军应该是投了共党，唉！蒋委员长到底想些啥，咱真的不能理解，国难当头，始终还要分出国共两家来。就说杨虎城将军吧，和黄显声将军一样，就是想好好地打日本，可就是因为和共党走得近，现在全家被关在重庆一个秘密机构里。这辈子看来都没机会出来了。”

海波哥低下头来：“唉！咱这东三省啊……如果张大帅不死，绝不会落到小日本手里。少帅……少帅也是个窝囊废。当时‘九·一八’之前，黄显声长官专程去找过少帅，说鬼子可能有动静。可少帅每天抱着那杆大烟枪，根本就不当回事。”

我来了兴趣：“海波哥，这会儿也没啥事，要不你给咱说说你们沈阳警察当年打鬼子的事听听呗。”

海波哥叹了口气，慢慢地说起他当年在沈阳的故事来。

1930年，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声，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变成了警察。当时东北军上下已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是因为张学良希望他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发生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其实张大帅没有被小鬼子炸死时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召集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了地底下。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攻打驻在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张大帅这样说过。

九·一八事变，东北的军人都说整个东三省就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辽宁省长臧式毅和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臧省长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显声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少帅报告危险，张少帅那时吸毒又加上染了伤寒，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思维和精力都不充足。回复依然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签字国的调停等等。

臧省长自知无力回天，在九·一八事件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必须死守地方为理由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军拉入伪政府，未保晚节。